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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了火铳的猎人,能到哪去

我出生的小县城,坐落在延宕千里的秦巴山脉之间,站在县城中央四望,尽是巍峨起伏的高山。县城以西十里路,有个“十里铺”镇,镇子旁边一片平坦的高地上有一个废弃的工业区。三十年前,这里曾热闹非凡,机砖厂、塑料厂、电解锰厂、电厂、学校,还有一个大型的职工生活区。

我母亲是塑料厂的职工,小时候我就随她生活在那个职工生活区。生活区很大,中间四个标准篮球场,三面环绕着两层楼的职工宿舍,北面一排平房,住着领导干部,最边上是食堂和锅炉房。

八十年代小镇生活艰苦,物质匮乏,工人们虽有工资,但吃饭都凭票,一顿午餐只有二两饭票和一两菜票的定额。食堂很难见肉,哪个职工若是从城里买了肉回来,必定要在宿舍的过道张扬穿过,随着热闹的锅灶声响和诱人的肉香味到处飘扬,就有许多的眼睛有意无意往这边瞅过来。

那时,除了在去县城的副食商店用肉票买肉,还可以去找篮球场西面的二楼宿舍里租住的那一群猎人,他们经营着各种野味。

四岁的我,常常站在操场边望着二楼几扇窗户上挂的腌肉。

我们这里和四川交界,那群猎人就是大凉山区过来的。四川猎人们在十里铺厂区总共呆了两年多,在我幼小的记忆里,他们是个沉默而神秘的群体。猎人们很少和职工们打交道,对于大人们也同样神秘。他们的种种真实事件和传闻成了厂区职工们经久不衰的谈资,持续了许多年。

猎人们总是静悄悄地来到厂区,平时不出猎的时候,就躲在屋子里,从操场向他们窗户望去,像一个黑漆漆的洞口,什么都看不清楚,只能听见屋子里偶然传出低低的笑声。每次出猎,也是静悄悄地进山,每个人都背着两米长的火铳,头上箍着黑色的缠头,七八个人排成一列,低着头急匆匆走上山道,拐过一个坳口就不见了。七八天后,这些人风尘仆仆,身上挂满了松鸡、长翎鸡、野兔、山鼬子,再鱼贯而回。

打猎回来第二天,是他们最热闹的时候,新腌的野物,会在窗台上粉嫩嫩、血淋淋地挂上一长溜,令人望而生畏。他们也会留上几只还没有褪毛扒皮的,待厂区职工下班后,摆到篮球场边售卖,或者提到县城去换点钱。

打猎卖野味就是他们的营生,但他们自己很少吃肉,至少我是从没见过。与一般人的浪漫想象相反,猎人们的生活极端寒苦:平时,每餐要么是“菜佬饭”——就是拌着剁碎浆水菜蒸熟的米饭——要么是洋芋块儿拌饭,都没有菜,仅就着一罐豆瓣辣酱吃,顶多有时候多一点红豆腐(乳)。出猎时,人人随身带着辣酱,背一口袋洋芋或红苕,饿了就地点一堆火烧着吃,打回来的野味他们从来不自己吃,能现卖就现卖,卖不掉就腌起来风干,慢慢卖。

狩猎成员中伙食最好的是“老虎”——它是一只黑斑狼狗,又高又壮,山鼬子、烂鱼头、松鼠,都是它自食其力踅来的。养“老虎”的猎人叫姚本绪,人看着有些愣,一米五的小个儿,敦厚壮实,一脸络腮胡,看着粗笨,在山中却是一把好手。

2

开春一次打猎,姚本绪被熊拍了脚踝,回来后就成了跛子。那次也算他倒霉,巴山里野物丰足,不必担心穷凶极恶的野兽,以往猎人们遇上熊,远远躲开就没事,可那阵恰逢河开燕来的初春,饿着的灰熊朝猎人们直扑而来。

本来一伙人绕着梁子也能轻易躲避,没想到熊惹怒了“老虎”,“老虎”吠着朝熊窜去,姚本绪见着“老虎”要出事,便不顾性命去拦。等其他猎人匆忙举起枪时,已经晚了一步,“砰砰”几声枪响,熊倒下之前,姚本绪脚上已经挨了一熊掌。“老虎”没啥事,姚本绪倒被抬了回来。

以后姚本绪就没再进山,其他人出猎的时候,他就在屋子里做肉干,织渔网,腌盐菜。趁这时候,厂里的男职工就来串门,缠着姚本绪,想听他说打猎的事情。可姚本绪脑子不好使,蹙着鼻子总是一副发笑的样子,呆滞地望着来人,嘴里呜嘟嘟地响,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

有年轻人见他这副模样,就动手动脚捉弄他,姚本绪就“噗噗”笑着,唾沫星子溅一胡子。

姚本绪年轻的侄子也在猎人队伍里,人长得白净挺拔,火铳子往身后一背,神气地走在队伍后面,大家叫他“幺伙儿”。幺伙儿卖猎物相当有一套:把野物用麻绳穿了,一溜挂在长长的火铳上,担到县城西关县医院大门边,往那儿一蹲,来往的人就明白是刚出山的野味,再看这朴实精神的小伙子,上去闲聊着,就挑上一只买下了,不出一上午,准能卖个精光。

 

猎人们平均每月进山一次,剩下二十天就消闲,有时能听见他们宿舍里打扑克牌的声音。到了夏天,这群人晚上就整夜出去网鱼——牧马河离厂区很近,过马路穿过两片菜地就到。

捕鱼通常是在河湾里,岸头搁一盏煤油灯,网从湾口洒下,一点点往里收,拢了往岸上一拖,就是满兜的草鱼、鲫鱼和鲤鱼,运气好时还能捕到人形的娃娃鱼(我们当地的一种叫法,并不是大鲵)

猎人们一晚上跑三四个河湾,第二天就有的忙了,剖鱼、腌渍、上架,七八个人得不眠不休整整收拾一天,到了傍晚,宿舍楼的窗前、走廊挂满了竹竿,每根竹竿上都是开过膛的扁形鱼干,整个职工区飘满了腥咸的鲜味儿。

到了周末,几个男猎人就跑到十里铺镇去看黄色录像。镇上有两家录像厅,都是牧马河边搭的油布木屋,门口竖着红色大木板,用白浆字写着当天播放的录像片名,都是艳俗的名字:《罪恶的肉体》、《血漫黑三角》、《女卧底》。招牌旁边架着扩音喇叭,一天到晚响着刺耳的录像声音,不是打打杀杀,就是呻吟声。

两角钱一部,男猎人们每周都来,两个女猎人和姚本绪是铁定不去的,但还有一个人也不去,就是幺伙儿。

因为幺伙儿喜欢塑料厂的女工胡静,这件事,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。

3

胡静结婚的第二年,丈夫就去了部队当兵,她家的宿舍门框角上钉着黄底红字的“革命家属”牌子。独居的胡静喜欢跳舞,喜欢和年轻人“打平伙”(凑份子聚餐),年纪大的女工看不惯,背地里骂她:“胡静、胡静,狐狸精!”

那时候,篮球场东面有两间宿舍被打通,做了职工俱乐部,俱乐部正对着猎人宿舍的窗口。胡静常常去俱乐部,开着放磁带的大录音机,跳很有节奏的霹雳舞。俱乐部几扇窗户一开,对面漆黑的窗洞里就有几双贪婪的眼珠子在往她妖娆的身姿上瞧。其他猎人平时仍旧是不变的沉默,只有幺伙儿会在路过胡静家的门口时,带着故作随意的语气说:“刚钓下的黄鳝,要了便宜。”

胡静就跟去了他的屋子,每次都“正巧”没有别人,胡静一笑,看看大木盆里的活物,泥鳅,黄鳝,螃蟹,螺蛳,都有。

这些是猎人们打发时间弄来的小玩意儿:初夏的晚上举着手电筒在水田和沟渠里找,黄鳝在泥巴洞里,把一根铁丝一头磨尖拧弯,挂上抹了菜油的蚯蚓,放在洞口慢慢探诱。黄鳝忍不住伸出头来咬了钩,便使劲按下往出一扯,一条又肥又长的黄鳝就落入囊中了;泥鳅要拿“X”形的木夹子夹,水田里往往趴着一条条呆呆的泥鳅,瞅准了使劲一夹就上来一条,只是不容易发现,很费眼睛;螃蟹和螺蛳就在渠里的石头下,搬开了就是一大家子,个头都小,螃蟹最大不过一个眼镜片那么大。

只消出动两个猎人,半晚上就能背回半麻袋这些活物来。黄鳝能卖钱,他们舍不得吃,用玻璃片片离了骨、挂成串拿县里去卖;螃蟹和螺蛳没人要,就冲洗干净,剁碎了一炒,下饭吃;泥鳅则用刚摘的荷叶一裹,包上泥巴埋火堆里烧,半小时后掰开泥团,香味就扑鼻而来,撒点盐末,成了大家的零食,“老虎”也有一份。

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,胡静每次过来都能拿到两条黄鳝,或者一条鱼,幺伙儿还会送一把山上摘的茴香菜,让她炒黄鳝搭着。等胡静问价钱的时候,幺伙儿便低了眼皮子,笑嘻嘻地摆摆手:“啥子钱哟,么事么事,拿去了。”胡静就咯咯笑着出去了。

四川人都鬼精,常常少一条鱼两条鳝的,很快就被别的猎人注意到了。他们一回想,都是幺伙儿独自在屋时少下的,就粗豪地骂起来,等弄清了年轻人的那点心思,想想也只能算了。只是男猎人们再去十里铺看黄色录像时,就拍拍幺伙儿的脑袋让他一起去,幺伙儿也真的就去了。

不过鳝鱼河鲜,幺伙儿还是照样偷偷给胡静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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